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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指标进行交易

如何選擇一個穩健的外匯交易平台?

「五個友善」助青年創業,取自張善政粉絲專頁。

堅下鵬上 國民黨張善政穩健應對 提「七大未來」、「五個友善」政見

取自TVBS民調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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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善政民調目前領先 加速整合藍營勢力

「七大未來」 透過科技連結全世界

張善政提七大未來,取自張善政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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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友善」助青年創業,取自張善政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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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龙演讲刷屏背后:新加坡外交已经出现重大调整

第二,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其实一直是接近纽约、伦敦的,纽约、香港和伦敦被称之为纽伦港,《时代周刊》评价纽伦港才是世界经济中居于三大枢纽地位的城市,跟全世界经济的联系是无与伦比的。这个情况在现在也是很难改变的。香港的金融机构的聚集程度、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还有人才制度,其实都是要胜过新加坡的。新加坡偶尔被大家提出来,都是香港处于危险的时候,然后就会有很多资金和人才流往新加坡,但这也体现出新加坡跟香港相比,更多是一种避险型的金融中心。

但更多是大家发觉风险之后,资金到新加坡去躲一躲藏一藏,然后四下观望,等到局势稳定之后又回来,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能够使资金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从关于如何形成一个金融中心的文献研究出发,理论上香港就是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完美的国际金融中心。

近年来香港遭到的两个打击,一个是2019年以来的政治动荡,香港的政治生态重塑。重塑使某些人心中产生了一定的不确定感,再加上西方媒体的抹黑,但是政治问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实际上无论是我们看公开报道的反应还是私下的了解,金融机构对政治生态重塑其实并不是特别在意。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是不会影响到他的,因为香港根本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还在,所以他们其实是不担心的,也不可能因此离开这样一个大的市场

真正促使人才离开的,还是疫情。因为香港现在疫情管控处在很尴尬的境界,无论是正规的研究报告,还是我们私下跟一些金融机构接触,认为导致人才离开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疫情。

但是疫情终归会过去,政治也会稳定下来,所以目前面临的困难,是很快会过去的,一旦过去之后,香港作为一个完美的金融中心的优势又很快体现出来。新加坡当然也会一直很好,这个没有问题的,和香港可以说是双雄并立,但是要取代香港甚至超过香港,这个长远来讲,是不可能的,因为新加坡是有它天然的劣势的。

《凤凰大参考》:在贸易经济金融都被用作“地缘竞争工具”的今天,新加坡传统的“经济上看重中国”的局面是否会出现转变?而淡马锡等企业的中国投资能否视作中新关系的压舱石?

王江雨:新加坡“经济上看重中国”的这个局面也不会改变,它目前采取的非常明智的措施,就是公开声明不选边站,其中一个原因是在经济上跟中国的联系非常密切,另外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选边站。

我刚开始所讲到的这个基本原理还是适用的,这样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因为在两强之间,一个长袖善舞的小国的游走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不仅是新加坡,其他国家像韩国、泰国,在中间都有很大的游走空间,选边站就是一种愚不可及的政策了。所以他当然不会说就经济上放弃美国,政治上放弃中国,这个怎么放弃?

但是美国同样是新加坡非常重要的经济伙伴,而且新加坡长期以来认为良好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国际经济秩序,是自己得以受益的。而国际经济秩序是由美国所维持的,所以它不希望这个秩序去改变,并且它认为中国在这个秩序中也是一个受益的国家,以目前的判断看不出来,中国要改变这个秩序,有可能中美是在这个秩序之内竞争,所以它绝对不会选边站的,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新加坡倾向主流国际法解释

《凤凰大参考》:您曾经提到,坚持维护国际法是新加坡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但在中国和英美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的认知与解释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新加坡倾向于维系何种标准的国际法?

王江雨:各国尤其是目前的大国,比如说中美俄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理念还有一些具体的制度规则的解释都是有差异的,但是这并不说是完全相反的。因为只有一套国际法,大家的解释不同,并不是他们的理解没有重合的部分,实际上还是有一种主流的国际法的观念的。

其实任何法律制度,国内法也一样,那很多规则的解释都是不同的,对新加坡来说,它肯定会奉行主流解释,但如果它的国际关系、国际利益需要的话,它肯定也会采取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解释,这是现在的国际法体系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凤凰大参考》:在拜登大力推行“价值观外交”的背景下,奉行亚洲价值的新加坡能否为中国提供启示?

王江雨:说新加坡奉行亚洲价值观,这个本身也是一种错误的理解,没有这个说法。在80年代李光耀时期,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希望本国人民的这个思想观念太西化,提出并奉行一种独立自主的政策,他提出了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其实主要是李光耀还有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在国际社会宣言的,它其中包含了一些儒家思想的因素,但是当时并没有得到中国的回应,这其实就是一种源自中国的价值观。从90年代之后,这个说法就不提了。

所以两个国家之间就很难借鉴,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的元素可以值得考虑的,就是新加坡的外交非常的务实,以国家利益为考量。第二,它的立场比较清楚,采取一种非常务实的态度,就是要照顾到本身所处的地位以及各方面的需求,但是会把自己的立场表达比较清楚,不至于引起什么误会,这是新加坡外交的一个风格。

领导人是影响新加坡内政外交的关键因素

《凤凰大参考》:新加坡外交学、国际关系研究发达,您也曾总结过马凯硕和尚穆根等官员的争论。那么西方学界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框架能否解释新加坡的外交发展?

王江雨:理论的产生是为了我们理解的方便,属于人为总结出的模式。现实是多面性的,不会完全符合理论。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要倾向于比较折中式的、综合性的路径去解释才比较合适。

具体到新加坡而言,假如加以概括的话,我觉得是一种实用性的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其实不是同一个东西,比如有些国家的现实主义,其实不见得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而新加坡的这种现实主义的做法,是充分地认识到现实的各种情况和各种力量的对比,不做任何幻想地采取一种实用立场,以符合本国的最大利益,以保证本国的生存,这是他的外交的风格。

《凤凰大参考》:新加坡政治带有明显家长制风格,您如何评估未来新加坡领导人的更替对其外交方针的影响?

所以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选民委托下的强势政府,并不像西方的民主政府。是选举,但是很清楚,就是即使是在那些发达的西方国家所谓的优质民主社会,民意在很多时候也是民粹,将决定一个政府的施政风格和它的政策走向。

领导人的更替,其实给新加坡的政治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很难预测它的未来。尽管在新加坡国内有很多研究,多有溢美之词说它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制度,可以保证新加坡长期长治久安,不会发生大的转变,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有没有一个强势的明智的领导人可能会导致结果的天差地远。因为制度只是提供了一个框架,制度内部仍然有很大的腾挪空间,并且没有一流的领导人,这个制度也很容易被破坏。

在我个人看来,如果没有一流的领导人维持的话,制度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还留待观察。这个制度非常依赖于高素质的、非常能干的、在各方面都能够有所感知、聪明地做出符合新加坡最大利益判断的领导人,而这种领导人可遇不可求,所以制度维持的关键还要看领导人。所以我们对新加坡的未来情况并不能就此下论断,新加坡未来的领导人其实便是它政治中最大的不确定性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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